文胡同
整个社会都处在随波逐流的所谓正义中，为了满足“科学的需求”而惶惶不可终日。
古人说，蚌壳哪有什么罪，不过是里面有珍珠，才让蚌壳害了命。
至于糖，糖有什么错，要被口诛笔伐？
人们对糖其实了解不多，大众熟悉的不过是那些千奇百怪的商业说辞：单糖、多糖、黑糖、红糖、代糖、阿斯巴甜……每一样背后都支撑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
让人眼花缭乱的“糖学”。/资料图片
但对于只想喝一杯奶茶的人来说，企业不断更改的说辞，最终演化成了消费者的猜忌和顾虑。
另一方面，传统糖的生产者——蔗农，他们的生活很少有甜味，如果不精打细算地照料甘蔗地，生产甜味的日子会变得苦涩。
“0糖战争”背后，暴露的是消费者和蔗农的困境。套用在流行语境里——他们都困在内卷中。
汝之砒霜，彼之蜜糖
张老三生活在广西柳州一个小县城的农村，以种甘蔗为生。
城市的发展每隔几年就有巨大变化，但对于这个小农村来说，时间留下的痕迹大多落在了他们的脸上，那些房子，那些锅碗瓢盆还跟过去一样。比如他屋檐下的那个马蜂窝，少说已经挂了十年。
在那个偏僻的农村，张老三种了20多年甘蔗，在他们村，有9成以上的村民都在种甘蔗。
中国糖产业在年、由国家调拨改为放开供应后，广西种植甘蔗的地位每年都在往上爬，如今超过了广东、云南这些传统的产地。广西每年种的甘蔗、生产的糖，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。
广西种植甘蔗版图。/广西新闻网
这像张老三的收入构成一样：一半以上的收入，来自于种甘蔗。
他家有8亩甘蔗地，身为种植甘蔗的技术员，他能让自己每亩的甘蔗产量达到八九吨——在云南，每亩的平均产量大概在六吨左右。
张老三说今年的收购价比往年要高，每吨到了元。如此算下来，他每年有3.5万元的收入，对于时间停滞了的农村来说，这笔收入似乎还过得去。
但种甘蔗可不像童话中，杰克丢在窗外的魔豆一样，一夜之间就能长成通天的大树。除了日常看护和除草，还要打药和追肥，一亩地要追斤肥，一年就是元。
人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张老三今年60多，体力吃不消的时候，还是会请人来搭把手，反正算下来，老两口一年种甘蔗的纯利润也就2万多元。
张老三说不清哪里有问题，以前甘蔗收购价在每吨两三百元的时候，肥料便宜一点，菜价也便宜一点，现在收购价虽然涨到了每吨元，但他每天还是粗茶淡饭、紧巴巴过日子。早餐是自己腌的咸菜配稀饭；因为农村出去买菜不易，苦麻菜一买就是十斤八斤，然后每晚都吃。至于杀鸡，那要有客人拜访才舍得。
在广西的56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像张老三这样的蔗农有大概万人，这占了广西农业总人口的50%以上，糖业税收成了不少县的主要收入。这才有在过去广西49个待振兴的县里，有36个靠种植糖甘蔗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生产甜味的工作，尽是汗水。/网络图片
张老三显然是个受益者，但他也有自己的担忧。每年到了收甘蔗的季节，他都要组织村民按组排列，安排大家砍甘蔗，以便糖厂来收货。
“一亩地，六七个人要砍一天，而且现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老，你说这样忙一年才赚一两万的日子，年轻人哪里肯干。等到我们这一辈走了，谁还会管这片甘蔗地。”向来逆来顺受的张老三，在电话那头发出了抱怨。
现实让张老三想尽法办提高甘蔗产量，他成了当地种甘蔗技术员。
张老三是蔗农中的佼佼者。但从学术角度的分析，综合前苏联经济学家学者A·恰亚诺夫和中国历史社会学家*宗智的理论，张老三因为“受土地面积约束，陷入了竭力提高劳动强度的内卷之中”。
蔗农的生存状态甚少有人看到，他们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赖以为生的产物——糖，成了“0糖战争”中的众矢之的，蔗农做错了什么？
伟大的糖
一杯甜甜的奶茶就能获得幸福感，代价何其低廉。/资料图片
蔗农什么也没错，问题可能出在糖身上？
糖的身世由三部分组成。首先，没有人生而厌糖。
远古人类发现甜的水果让人更有力气，就将甜食作为有能量的食物，以愉悦的方式写入了进化基因——母乳中的微甜，是每个人对甜食的最初记忆。
另一个部分，是早期的蔗糖贸易世界，那由费尔南德·布罗代尔所总结的“黑奴、种植者、生产进步、航运路线和欧洲仓库”所构成的、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宏大叙事，在种植和交易环节，逐步改写了东亚农业和贸易的发展。
第三部分，就是糖如何进入人们生活的故事。
中国有0多年的甘蔗种植历史。甘蔗的主要产物就是糖。尽管如今大家谈糖色变，但在年代以前，糖是人们喜闻乐见的“奢侈品”，而且价格还比较高。
早在西汉，蔗糖是奉献给皇帝的贡品。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在那以前的战国，鹖冠子在《鹖冠子·环流五》中第一次写下了“酸咸甘苦”四字，尔后演化的成语“酸甜苦辣”，用来比喻幸福和痛苦的境遇。
甜味的食品，就这样被引申为有幸福感的食物，加之产量稀少、加工不易，所以糖一度是古代调味品中的奢侈品。我们常用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来称为生活中的开门七件事，当中也没有糖，因为糖根本不普通、无法普及。
《天工开物》中用“石碾”榨甘蔗的记录。
受蔗糖的提取工艺和种植面积制约，直到清朝乾隆年间，即便是宫廷，食用糖的配给也是有限的，每年只有斤，当时糖价是米价的4倍以上。
正是因为有利可图，农民才开始在太平的日子里种植甘蔗、改良糖的提炼技术。中国，尤其是台湾省，靠着种植甘蔗，获取了大量外汇，从而改变了当地的发展格局。
糖真正普及，已经是19世纪末期，当时的劳工阶层也可以买得起糖了，这可从日本的消费数据得到印证：年，日本每年每人消费的糖不到5斤，但到年，这个数字上升到大约11斤。
人们用了几千年，改进种植技术，利用贸易手段让糖这种奢侈品进入平民生活——这也得以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小朋友，每天摄入的卡路里有4成以上来自于白糖。
可是，之后不到40年的时间，白糖就走下了神坛，成了人们观念里的“健康杀手”。
不知道吴奇隆在啃甘蔗的时候在想什么。/资料图片
糖也陷入了自己的内卷——努力提升自我，直到被人唾弃。
可糖做错了什么？
科学主义下的机械化生活
蔗糖什么也没做错。
问题的关键，是碳水化合物食品的增产，让糖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——大米、小麦的淀粉会变成糖、绝大多数的饮料里也含了糖。
张老三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物质的极大丰富，眼看可以丰富到突破内卷樊笼的时候，人们对糖竟然产生了“排异”反应。
贾雷德·戴蒙德写完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举成名以后，在《自然》杂志上说：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，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。”年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是11.6%，大概是每10个人里，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，在国际上，这个比例处于最高。
一对情侣在，在成都街头购买甘蔗汁，为的是让旅途变“甜”。/胡同
从基因的角度来说，中国人嗜糖，或者说嗜碳水化合物，多少是因为基因里残存的饥饿记忆。
中国的糖尿病患者，中老年人占大多数，他们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饥荒。“节俭”、一定要“吃饱”是那段历史笼罩在他们脑海里的阴影。
当他们在抚养下一代的时候，也会不自觉地输送“更营养、更健康”的观念。所以中国糖尿病的另一个特征是低龄化。
企业早就琢磨透了这一切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，他们用了各种话术，将糖描绘得面目可憎，以提升各种代糖的市场占有率。
人们在信息茧房里不置可否，因为这些说辞总是冠以科学的名义，这让消费者也陷入了自己的内卷：用越来越多的知识和健康理论，保护连自己都不甚了解的身体。
由一款号称“0糖”，实际上有糖的饮料引发的“0糖战争”，揭露出的正是蔗农、糖本身和消费者的困境，在困境里唯一获利的，是企业。
“0糖”就没有热量了吗？
尼采在上世纪初就摸清楚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，他说人们在生活上，回避人生的根本问题，用概念来解释和指导人生，使现代人的生存具有一种“抽象性质”，让人们浮在人生的表面，无家可归。
用概念指导人生，不可避免地会让欲望膨胀，比如说没有糖更健康，于是人们开始盲目追求“0糖”，这让到处都蔓延着一种“可怕的世俗倾向”，一种对当下的轻浮崇拜，这让整个社会都处在随波逐流的所谓正义中，为了满足“科学的需求”而惶惶不可终日。
如果硬要说在“0糖战争”中谁错了，或许谁也没有错。战争从来没有赢家，如果战争有哪怕一点点的好处，那就是人们利用战争，观照自身，选择自己适合的生存方式，而不是在纷繁的商业逻辑下，加入一场人云亦云的骂战。
张老三对这一切毫不知情，他只在傍晚才有时间接电话，其他的时间不是在甘蔗地里，就是在山上种树、或者在偏房里照顾自己养的蚕。
辛劳的目的，不过是为了让日子过得“甜”一点。
蔗农
（张老三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