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8月8日，苏联正式对日宣战。至9月2日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中，有8.3万人被击毙，约60万关东军成为苏联的俘虏。
一、
早在年8月23日，苏联国防委员会便通过了《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、安置、劳动》第号决议，决定把这些日本战俘全部运到苏联的个战俘营内。
为了将这些日本战俘平安运送到苏联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专门制定了名为《划分战俘和拘留人员的种类》的第号令，专门成立了由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战俘事务管理局，负责整个战俘的接收工作。
从年9月开始，被俘的日军以人为一个单位，被火车运来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。
苏联战俘营的构造大多相似，外层都用两到三层数米高的木栅栏围起来，木栅栏两侧都安放了许多带刺的铁丝网。
为此斯大林特别命令苏联国内专门生产了吨带刺的铁丝网。铁丝网的内侧是两层铁栏杆，中间的土地都被撒满沙子，这样做可以让试图逃跑的战俘在沙子上能留下脚印，方便追踪。
战俘营的四角都有瞭望台，二十四小时都有拿着枪的警卫监视，战俘营内还养了很多军犬，可以说防卫工作做得是密不透风。
尽管苏联动用了很多力量，但由于时间过于紧张，战俘营的关押条件仍然极为简陋。
苏联人遇到的最大一个难题，是日本战俘的居住问题。比如位于远东阿穆尔区的“哈巴林业”战俘营，计划安置名战俘，但实际上该战俘营在战俘被送到时，只建起了2个棚屋，最多能安置人。
如何在短时间内建造出给这些战俘居住的地方，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。
由于条件有限，日本战俘只能住在苏联人匆忙间搭建出来的设备不齐全的棚屋里，没有炉子供暖，没有照明设备，有些战俘营甚至连厕所也没有。没为了抵御严寒，战俘们不得不白桦树的皮来照明，用篝火取暖。
战俘的食品供给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由于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，苏联人自己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凭票供应食物，很多苏联群众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，哪里能够保障这些战俘足量的食品供给？
正因为如此，每个战俘营都存在食物供给不足的问题。很多日本战俘每天只能领到很少的一点黑面包，或者一小捧小豆、高粱米、马铃薯之类的食物。
由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，不少战俘因此患上了营养失调症，仅年冬天，便出现了大批的死亡现象。
二、
据曾被关在西伯利亚一个战俘营的日本战俘尾花保卫回忆：“我们早晚吃的是茹糊糊的小米粥，有饭盒的盖子那么大一杯，中午是克黑面包，晚上则是放有二、三片薄土豆片儿的咸汤一杯，三顿饭加在一起也不够一餐吃的。”
苏联方面也会根据战俘的工作效率，将食物量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分发给战俘们。一级食物量的黑面包比较厚，三级只有它的一半，所以一些完不成工作定额的战俘们，一天能吃到的食物就更加少了。
而那些工作效率较高的战俘们虽然能吃到多一点的食物，但他们增加的食物并不是苏联人另外给的，而是从那些完不成任务的战俘的口中克扣下来，转给他们的。也就是说，战俘们为了得到面包而不得不进行“食品竞技”。
因为存在这种竞争关系，所以战俘之间经常会因为面包的大小和汤的多少发生冲突。有些战俘营里的战俘，便会推选出几个信得过的同伴来分配食物。
比如今天中午全班领到一块黑面包，分配者便先切下一块作为模板，再按人数切成大小相同的块，再给每个编上号码，用抽签来决定。分配的时候每个战俘都睁大眼睛盯着，非常认真。
尾花保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：“切面包的时候，大家的眼睛都猛兽一样闪着光，盯着分面包的人的手，看分得公平不公平，分面包的人有没有偷偷往自己的上衣里藏面包屑。拿面包后，大家都忍不住偷偷地和周围的人比比大小。如果大小相同，这才将面包送入口中。”
另一位日本战俘斋藤邦雄，也在自己的自传《陆军士兵漫画物语》中记下了他被关在苏联战俘营时，战俘们分配食物时的场景：
班长准备分面包了，整个宿舍里顿时只剩下了大家的呼吸声。
在昏暗的光亮下，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班长手中那柄锈迹斑斑的短刀。“那块太大了！”“怎么把皮给去掉了？！”“喂喂，这块怎么能这么切啊？”
切面包的过程中总是一波三折，不时有声音划破宿舍里的寂静，即使是以前特别注意形象的人，这时也变得斤斤计较起来。时不时会有心细如发的战友发现面包切得大小不一，一片面包要切好几次是常规操作。
总算是按人头给切好后，接下来又会在谁分哪片面包上争吵一番。反正每天不争执一阵子，这片黑面包是休想进口的。
日军战俘们在战俘营吃都吃不饱，在“穿”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大。
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发过一份《关于战俘供给基准实施》的条令，上面规定：“战俘的衣物只有在无法修补的情况下，才发给他们衣服和鞋袜。”也就是说，战俘们只要衣服不是非常破，就不分发给他们衣物。
这个规定造成的后果就是，在年的冬天，苏联几乎没有给日本战俘们发过任何衣物，大部分俘虏被押送过来的时候穿的什么，到了冬天他们还穿什么。这也造成了不少日本战俘们在西伯利亚严冬下，还不得不穿着他们的夏装。
据当时被关在拉伊奇哈一所战俘营的日本战俘杉木武男回忆：“进入苏联的第一年冬天，很多人没有可以防寒的衣服，没有靴子。他们不得不穿着短布袜，或者把毛巾撕碎缠在脚趾头上，很多人的脚因此被冻伤。”
由于缺少过冬的衣服，有些能完成工作任务的战俘们，便会用一两片面包去换其他战俘穿过的破烂衣服。而这破烂衣服，大多来自死去的战友们的身上。
有些战友还没断气，身上的衣服便被人扒了个干干净净。这种事情很常见，大家见多了，也感觉习以为常了。”
三、
由于在二战中牺牲的人太多，二战结束后，苏联出现了劳动力奇缺的现象，尤其是男性劳动力。据统计，战争结束时，苏联20岁到30岁左右的人口中，男性的比例只占15%左右，出现了劳动力资源枯竭的情况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：“从苏联民族经济利益角度来看，应尽可能延长利用苏联境内的日本战俘劳动力时间。”
年11月，苏联内务部、国防委员会通过了《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、安置、劳动使用》的决议，日本战俘被安排到各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建筑工程、林业、农业、矿业等行业中去。
其中大部分战俘被迫从事重劳动，只有被认定为病弱者的人才能进行轻度工作。
虽然苏联规定战俘们的劳动时间原则上是一周六个劳动日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，但又要求战俘们必须在八小时内完成工作定量。
如果未完成工作定量，则会被强制进行加班。而且苏联人规定的八小时劳动时间指的是实际劳动时间，不包括前后准备、往返现场所需要的时间。
高强度的劳动，让不少日本战俘的健康出现恶化，累死的也不在少数。
以位于远东地区、从事林业开采的某战俘营名战俘为例：由于自然环境恶劣，加上劳动工具不足，这些日本战俘的死亡率相当高。
他们每天的工作地点距离战俘营有10公里处，每天战俘们要穿过沼泽地和原始大森林，而苏联方面并没有他们提供必须的工具和专业防护服。
在年的冬天，这些战俘中有50人被冻死，人被严重冻伤，最后幸存下来的只有十几人。
虽然苏联方面为战俘医院，但由于缺乏医生和药品，医院的医疗水平非常差，死亡率极高。
在很多战俘的心中，医院也就意味着死亡。医院大多只有一些简单的药品，甚至连葡萄糖都没有，战俘需要挂水时，医生就将食盐兑成盐水给战俘们注射。
医院甚至连听诊器都奇缺，医生便用木头做的喇叭形听诊器给战俘们诊断。
尾花保卫记得他所在的战俘营曾发生过一次斑疹风寒的流行病。医生除了派人把患者隔离起来外，根本没有对患病的战俘进行治疗，最后风寒不断蔓延，出现了大量死亡者。
一位名叫柴山光男的战俘右脚几根脚趾被冻伤后，医生在没有实施麻醉的情况下，用剪刀把柴山光男的两根脚趾连根切掉了，柴山光男虽然咬紧牙关强忍着，但还是疼得昏了过去。
由于没有严格消毒，手术后的柴山光男出现了感染，接连三天都高烧不退，一直徘徊在生死的边缘。幸好这人体质不错，三天后高烧退去，捡回了一条命。
以上种种因素，都决定了日本战俘营的战俘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。据负责埋葬死去的战俘的日本战俘加川治良回忆：“人一死，衣服就给剥光，尸体冻得梆硬，像一段木头。
由于土地还冻着，我们只能在冻土上烧火，把表层慢慢烤化，在用钢镑往下镑，一次只能镑进两毫米。
掘到一定深度，就把尸体扔进去。因为尸体冻得很硬，总会弄得骨折、肢散。这事我只要活着，就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四、
在战俘营，战俘们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劳动，也要接受意识形态上的改造。
改造的目的是使他们认清自己的侵略罪行，并通过积极劳动弥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。同时也是为了彻底根除日本战俘心中的法西斯残余思想。
思想改造的方法，大多以听报告、集体座谈、组织劳动竞赛等为主。战俘们学习的内容，以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、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》等书籍为主。
苏联还在战俘营里设立了日文报纸，鼓励战俘们投稿，并将其对日本战俘的思想教育手段之一。
如果哪位战俘在思想改造方面表现出色，不但可以免除一些重体力劳动，还能得到与战俘营的女军医、女护士们一起同台表演，高唱苏联歌曲的机会。
对于这些战俘来说，能在战俘营近距离地接触到异性，往往成为其他战俘们羡慕的对象。
不过在一些最先被送到战俘营的老战俘们的眼中，这些苏联女兵们表面上是美丽的花朵，但却是他们最为害怕的人之一，甚至怕她们甚于怕男性看守。
原日本关东军陆军航空兵木内信夫，在日本战败后曾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座战俘营里，后来被苏联人释放回了日本。
木内信夫参军前是一位漫画家，回到日本后，他以自己在战俘营的所见所闻，创作出了一本名叫《关东军战俘苏联拘留画集》的漫画集，用漫画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日本战俘们在西伯利亚的生活。
在这本漫画集里，也出现过一些苏联女性的身影。木内信夫承认，在他所在的战俘营，最吸引他们这些日本战俘眼球的，是一位名叫娜塔莎的苏军女曹长（上士）娜塔莎。
在看到娜塔莎的第一眼后，木内信夫便被这个女兵的美貌所惊呆了。同时他的心里又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苏联真的是个男女平等的国家，女人也会像男人一样扛枪当兵。这一点，着实让信奉男尊女卑的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撼！
在《关东军战俘苏联拘留画集》中，木内信夫画过不少以娜塔莎为主人公的漫画。他在回国后还曾对朋友说：“至今我都还清晰地记得，娜塔莎那湛蓝的美丽大眼睛，以及无论多么严寒的天气里，她裙子下都会露出的比雪还白的腿！”
不过这朵美丽的花朵，有时也会令人畏惧。
木内信夫最怕娜塔莎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在进入战俘们的宿舍检查后，板着脸说出“给我打扫干净！”了。日本战俘们只要一听到这句话，无论再饿再累都会立马跳起来，马上对宿舍进行打扫。
木内信夫记得，战俘们打扫时绝对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。为了能将地上的污迹清除掉，他们找来碎玻璃一点一点地刮掉地上的污迹，然后跪在冰冷的地面上肩并肩将地面擦得发亮。
大家之所以干得如此认真，和工作时的偷奸耍滑完全判若两人，那是因为战俘们都记得这位苏联女兵发威后，战友是怎样受处罚的。
五、
作为一名女军医，娜塔莎和其他女军医和女护士们也会偶尔给日本兵进行身体检查。每次这种检查，都会令木内信夫感到十分尴尬：因为所有的战俘们都要一个个脱得精光，在这些女军医面前平举双臂，供她们检查。
这些苏联女军医和女护士们检查的步骤很简单：用手指按压战俘们皮肤，检查是否松弛；目视全身，检查有无外伤等等。
为了检查的“准确”，苏联女护士会扯那些战俘腿上的皮，看看战俘们腿上还有没有肌肉，并根据这些肌肉的多少和厚薄程度进行评估分级，看这个战俘还能不能继续从事劳动。
健康状况良好的就留下来继续劳动，健康有问题的，医院治疗。
正如前文说到的那样，由于缺乏医生和药品，医院的医疗水平非常差，死亡率极高。在很多战俘的心中，一旦得病，医院也就意味着死亡。
木内信夫曾目睹过自己的室友铃木被查出有病，住进了医院。娜塔莎挑选木内信夫去照顾铃木。
由于缺医少药，木医院一天比一天衰弱，最终在一个下午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木内信夫回忆说自己当晚整整一夜没能入睡，“眼看着一个生命就这么在自己的面前消逝了，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，那种滋味永远无法忘记。”
不过于那些残暴的法西斯的女看守相比，苏联女看守无疑要仁慈得多。
比如臭名昭著的纳粹女看守伊尔玛·格蕾泽，在担任看守期间，虐待、折磨、杀害了无数犹太人，最终被盟军抓住后绞死。而苏联女看守和女军医们，却大多能够对日本战俘保持一颗同情心，很少出现故意虐待战俘们的情况。
年12月19日，苏联和美国在东京正式签署协议，同意遣返苏联境内的日本公民归国，同时遣返日本战俘回日本。从这时起直到年，苏联向日本共遣返了总共名战俘。
年12月，最后名日本战俘被遣送回国，苏联也关闭了关押日本战俘的全部战俘营。
参考资料：
王蕾：《在苏联日本战俘问题研究(-)》
木内信夫：《关东军战俘苏联拘留画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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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延津
编辑：莫里